在 2011 年，公司打算派我到加纳首都 —— 阿克拉 （Accra）出差。由于是非洲国家，所以项目经理会事先询问我意见，公司不会强迫你接受，你拒绝，他们就会安排其他同事代劳。非洲并不在我向往的名单里头，它对我而言是个神秘的国土，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有个同事在这公司呆了蛮多年了，世界七大洲除了南极洲不曾有项目外，就唯有非洲是他坚持不去的，其它五大州是他常出差的地方。据说行李箱就是他的衣柜。我这趟旅程可是一延再延，行李打包好，就原封不动搁置一旁。我记得我是在当天早上收到通知，晚上就飞了，那是唯一一次最仓促的旅程。
黄热病 (Yellow Fever) 疫苗是到加纳前必打的疫苗，医生还建议我打流脑 (Meningococcal) 及一些记不清名字的疫苗，我只记得我一共挨了5针。疟疾 (Malaria) 没有疫苗，是口服的药。
这一趟是从吉隆坡到迪拜转机到阿克拉。在过阿克拉海关准备出境时，我尽发现奇怪的一幕，排在我前方的一个男人因为不译英文，他的本地朋友尽然可以进来帮他和海关人员沟通。当时离开阿克拉时发现，机场只让有登机证的人进入，我尽然在机场里的等候处看到一个妈妈拿着一个饭锅把里头的食物分发到孩子门手里的盘，当时我想他们怎么把这饭锅和盘拿上飞机呢？
黄热病疫苗的黄色本册得在出境时给海关人员过目，证明你已打过此疫苗。出境后，就看见酒店的司机拿着我名字的牌子在等我了，我让他等会儿，然后自己先去办张电话卡，买两瓶矿泉水再上车。酒店是合作方订的，离机场蛮近。
酒店柜台登记后，进了房间就发现窗口和厕所的们没法上锁，于是让酒店派人来维修。我感觉维修人员对我当时的投诉有点傻眼，他觉得我房间是在三、四楼，没人有那能力爬上来，再来，这房间就我一人住，厕所门能不能上锁重要吗？他自己嘀咕了一番之后，把厕所门修好了，窗口他就不管了。酒店附近没看到任何便利店或杂货店，外头没有正规的的士。
第二天一早，吃了早餐，就等合作方的司机把我载到公司，见一见我这项目的经理。他让他的同事把我带到客户的公司。这位同事是菲律宾华侨，他常驻在阿克拉。据说他们公司都会安排一个本地司机和一辆车给每一位外籍员工，而 Henry 就是他的司机，也是我接下来在阿克拉这三周的司机。我真的很庆幸他愿意把Henry 借给我。他没有义务这么做因为我们双方合同没包含提供司机这条款。在那段时间拥有一个可靠的司机接送是多么有安全感的一件事。
记得第一次当 Henry 一个人来载我时，我犹豫不敢上车，他察觉了并展示我他的员工证件，我才上车。从客户办公处到我酒店大约一小时车程，客户办事处比较偏僻，大部分的路段都不是柏油路，所以我们的车都是四轮驱动。等红路灯时，当地人都会靠近我们的车窗讨钱、卖食物、提供清洗挡风镜服务 (因为黄泥路的灰尘，车子一般很脏)。他看到他们靠近时也会马上把车门上锁。有时候当你拒绝他们的服务时，他们会生气地敲打你的车子，你也拿他们没办法。
期待的第一个周末到来，我打算到附近购物中心买些食物，因为客户办事处附近没餐馆，我的午餐都是靠饼干解决的。酒店人员帮我拦截路边的出租车，告诉他我的目的地，我就上车了。司机知道我来自马来西亚突然无比的兴奋，他说他哥哥也在那里工作，但都不愿回来，说着说着就给他哥哥打起电话了，还好他哥哥没接。商场不大，我当时就想好好吃一餐 (早餐和晚餐都是酒店解决的)，买了水和干粮就回酒店了。
回程的路上我遇见了人生中 (目前这一刻我还是这么认为) 最惊魂的一幕。与出租车司机谈好价钱及给他看我酒店房卡的名字他也很笃定地说他懂那地方。酒店不远，就在商场出口左拐一公里处，但司机尽然右拐，感觉越来越偏离我酒店的方向，我告诉他走错了，他坚持说他对。我心理开始慌，他就不发一语地驾驶，经过偏僻的小巷和住宅，当时我身上唯一的武器就是我的胡椒喷雾，我已把它握在手里并把手藏在包包里头。忽然，到了一家酒店门口，他停下并告诉我到了，我不晓得他是有心还是无意把我载到另一家酒店，我马上打给我住的那家酒店，让他们转告司机确切的地址。抵达后司机要求双倍价钱，我没辙只能付钱。接下来的几个周末我都不敢出去了。
我把这段惊魂遭遇与 Henry 分享，他告诉我这是他们对外国人骗钱的手段。他还打趣地说，这里只能相信他，其它司机都不可以信，一个人出去很危险。他身为外籍员工的专属司机其实是得随传随到，除了公事也得包办私事，就好像你的时间不再属于你，得载家属到这儿那儿、半夜你老板心血来潮想到海边，你也得奉陪。怨言和牢骚只能对我这外人发。
在他接送我回酒店的最后一次，我真诚地感谢他，他是我这趟出差旅程最棒的陪伴。看似简单的接送，但却可以帮助告别我心中的不安与焦虑，十年后的今天我还可以凭记忆记得他的名字。他当时告诉我，他从来没搭过飞机，每天只能看飞机从头顶飞过，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尝试。每个人所期许的东西都不一样，对你我来说可以是很简单的一件小事，但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件遥不可及的期盼。
